顧西蒙，曾經是《號外》雜誌十分受歡迎的專欄作家，其作品［週日床上］自一九七九年開始，連載六年。他的真正身份是丘世文，曾以十多個筆名於《號外》執 筆，作品產量多，成為早期《號外》的支柱。雜誌創辦人陳冠中亦戲言，自己的筆名也被丘世文奪過去。丘氏的文章題材多元：普及文化論述、學術批評以至被認為低俗趣味的作品皆有，是奠定《號外》風格的重要一員。

七、八十年代，香港這個城市正在騰飛，成長於此的丘世文可說是青年才俊，大學文學系畢業，曾到法國留學，以自修形式考取會計師資格，但他一直沒有放棄寫作、沒有放棄文學哲學；在電台介紹文學、在報紙專欄執筆。可惜丘氏四十七歲離世，留下他熱愛的文字之餘，更留下他熱愛的書本，一萬多冊的藏書贈予澳門大學，將他對知識、對人生探求的精神延續下去。

編導: 陳彩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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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香港文化人的故事 — 丘世文
 
阿果
 
 
呂大樂說過，《號外》雜誌是一個香港文化的故事，特色是「理直氣壯地、毫無歉意地從香港人的角度去看香港的人和事」。若此看來，身為《號外》草創期的重要寫手，丘世文的人生，毫無疑問，也是一個香港文化人的故事。
 
丘世文1951年生於香港，家中共有八兄弟姐妹，他排行第六。1974年於港大英文及比較文學系畢業，其後到過巴黎留學一年，回港後曾任職麗的電視。1976年9月，陳冠中、胡冠毅、鄧小宇，一起在灣仔譚臣道一細小單位創辦了《號外》，隨後丘世文受陳冠中力邀加入，開始為這本雜誌書寫，屬於香港社會、文化的故事。
 
「這是香港的第一次。第一次有一本刊物，宣稱香港作為一個如同紐約、巴黎、東京的城市，有其性格、有其文化精血與自我精神。Every great city deserves a city magazine 。」一眾《號外》創刊編輯當時寫道。
 
就如呂大樂事後分析，《號外》的誕生，跟香港社會的發展緊密相連。丘世文生於戰後香港，是土生土長嬰兒潮的一部分。踏入七十年代，這班戰後嬰兒步入成年，人多勢眾，適逢香港社會經濟起飛，成為了香港人口重要組成部分的這班年輕人，口袋裡有些餘錢，對世界好奇，也逐漸有話要說，於是開始鍾情不同媒介，例如電視，例如雜誌。
 
「《號外》食到這條水。」《號外》創辦人、跟丘世文相識於港大的陳冠中說。「上一代報紙，當時仍以南來文化人用高水平去寫專欄，但內容不是香港長大年青人的題材。《號外》卻純粹是這種題材，可能因此打動了不少同齡人。」
 
譬如說，第一期《號外》就有陳冠中所寫、有關贊育醫院輸錯血的深度報道；而對社會現象、普及文化的描述與批判，更是丘世文的拿手好戲 — 經典的有 1978 年他寫的《電視台的誕生 — 佳視》，走訪台前幕後，描繪這家積弱多年的電視台內部出現怎樣的改變；又例如在八十年代初，他已察覺到香港社會出現一種smart-assism，於是撰文，詳細分析。
 
《號外》打動當時年輕人的，除了是本土題材，還有獨特的文字風格：不中不英，夾雜口語。「最初他們那種文字的表達，好多人寫信去鬧佢。」呂大樂回憶。
「我和他是有意識地去對抗其他人對中文的定義。」陳冠中回想，他和丘世文都相信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寫作語言。「我們要找到現在香港寫嘢的方法，沒可能用人家的語言寫自己香港，要自己創些東西出來，哪怕不成熟。」
 
曾任《號外》總編輯的岑健勳記得，早期的雜誌很缺錢，根本付不起稿費，為了充撐場面，編輯們只得每人用不同筆名，多寫幾篇。其中「分身」最多的，是丘世文。「丘世文一來，他的產量好厲害，支筆好快，又可以寫長文，差不多掃哂我們的筆名。」陳冠中憶述，當時有些筆名本來是編輯們共用的，如胡冠文。但丘世文實在寫得太多太快，最終把筆名據為己有。「我都嬲嬲地架。」陳冠中打趣道。
 
「如果你有留意的話，胡冠文、舒靜川、趙思宏、葉承敏、游若絲、游思韻、遲敬意等，其實都是我。其中有Tongue in Cheek的筆法，有說理論事的格調，我想，大概每個筆名，都代表了我性格的某方面。」這是丘世文的自白。
 
當然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，還是顧西蒙。1979年，丘世文用其大學時代已開始的創作《瓶子裡的手稿》為骨幹，以「顧西蒙」之名，寫成《週日床上》，並在《號外》連載，一刊便是六年。這部儼如丘氏個人自傳的連載小說，勾勒了當時初出茅廬的青年，身處商業社會的胡思亂想，頗能反映一代香港中產的面貌。
 
顧西蒙和《周日床上》的影響，可不限於當時。即使過了三十年，連丘世文也因腦癌在47歲離開人世，仍有年輕人捧著書本，讀著故事，深受共鳴。「我看《周日床上》，覺得與顧西蒙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，他好像描寫到一種都市人的孤寂，而我有時都有這種感覺。」現時在巴黎一間大學教書的鄺梓楓如是說。
 
鄺梓楓和丘世文的緣份，並不止於閱讀其著作。鄺以前在澳門大學讀書，本科時生活苦悶，於是泡在圖書館讀哲學書，由李天命，讀到海德格、卡繆、沙特，趣味盎然。他漸漸發現，這些書有個奇怪的共通點：內頁標題下總有「丘世文　購於xx　19xx春」幾個字。
 
原來丘世文生前讀書甚多，藏書更是成千上萬。他離世後，家人將其中一萬二千本書贈送澳門大學，為澳門大學圖書館界其中一次最大宗私人贈書。亦因如此，鄺梓楓才讀到影響他一生路向的哲學書籍，其後鄺之所以赴法國讀書，多少也因沙特、卡繆等大師感召，「每每想到這份隔代書緣便覺奇妙，其短暫但燦爛的一生亦對我啟發不少。因此實對丘生丘太深存感激。」
 
將所愛的文字、書本以至文化，發揚光大，流傳後世……這就是丘世文，一個香港文化人的故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