內地城鎮化去年首次超過60%，但原訂2035年要達到75%城鎮化的目標不再強調。國家政策開始要求現有中小城市解決公共資源不足的問題，認為城鎮化是工業化的產物，但隨著未來產業資訊科技化，超大城市化是否必須亦成為疑問，以北京和上海為例，近年人口出現減少。大家關注內地會否朝「逆城市化」的趨勢發展。

改革開放之後，內地主力發展城鄉二元結構，工業急速發展吸引大量人口從農村到城市打工，目前人口超過千萬的城市已經有16個，北京、上海和重慶的人口更超過2000萬。但引來其他城市病如，交通堵塞、食水供應不足、空氣污染嚴重等等。

大城市是工商業發達下的產品，因工業需要人口集聚，但現代的商業，特別是IT科技發達以後，很多商業未必需要在大城市進行，今次疫情更加說明遠程通訊是可以取代人群聚集的商業運作模式，大家開始探討「逆城市化」可能，關鍵是公共資源及社會保障是否足夠？

城市社會化保障體系逐漸健全，通過新型城鎮化政策實施、戶籍制度改革等，擴大城市公共服務體系覆蓋範圍，越來越多的進城務工落戶農民被納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中。早年中央希望限制工商資本下鄉，避免過早地出現「逆城市化」。

經過四十年改革開放，今天農村經濟社會快速發展，國家亦加大向農村投入資源有關。新農保、新農合在農村基本實現全覆蓋，相關政策起到了兜底功能，極大緩解了農村家庭矛盾與社會矛盾。

其實國際大城市如紐約，1990年的人口732萬，到2018年只輕微增長到839萬；倫敦人口在1950年已經達到820萬，到1990年下降到679萬，2019年上升到898萬。這些城市的人口變遷，是通過市場無形之手完成。同樣情況在內地亦一樣，北京和上海近年的人口輕微下降，也是市場因素，如樓價太高，部分工商業遷走等。

編寫、報道:勞家樂